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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时代的大逃港,为何如今才被正面肯定?

发布时间:2024-06-12 19:36:38 点击量:

随着《历史转折点上的邓小平》热播,《逃港大行动》这个早已被淡忘的历史记忆,也露出了冰山一角。剧中展现习仲勋回粤主政,应对“逃港风潮”的情节,让报告文学《逃港大行动》的作者陈炳安兴奋不已。

“长期以来,逃港问题是一个半禁区,但30多年前,习仲勋却敢于闯入这个‘禁区’。”陈炳安指出,还原这段历史也带来一个新问题:我们通常说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,但现在好像是习仲勋主政时期的宝安县,也就是现在的深圳。

逃港事件一直是史学界、新闻界、文学界的禁忌,只是近几年才有大胆的出版社、报纸、电视台逐渐触及这一问题。

积极肯定香港逃港事件 是新认识

晨报:热播电视剧《历史转折点上的邓小平》重现了“逃港潮”。长期以来,历史学家们是如何评价“大逃港”的?您觉得现在正视这段历史的意义是什么?

陈炳安:逃港问题,建国30年来一直存在,就像国内政策的“晴雨表”。国内局势稳定,经济复苏,边境逃港的人就少。国内局势动荡,如1957年强迫农民入集体,1961、1962年发生饥荒,边境的人就会逃。刚开始逃港是被视为叛国、投敌,要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当局用“堵”的办法,用铁丝网、警犬,不让民众逃港。后来看不管用,就改成“松”,也就是以“思想教育”为主,学习毛泽东著作,唱革命歌曲,批判“资本主义道路”。这样做的效果,一时还比较好。 后来人还是逃,就改用“引导”的方法,即发展经济、搞“改革开放”,而且成功了。逃港问题一直是历史界、新闻界、文学界的禁区。近些年,一些比较大胆的出版社、报纸、电视也逐渐触及这个问题。中央电视台最近播出的电视连续剧《历史转折点上的邓小平》就写到了逃港问题,而且是积极肯定的,说明中央对这件事有了新的认识,可以说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。

晨报:逃往香港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?

陈炳安:主要是经济方面。那时候生活太艰苦了,对岸可以喝早茶,电视机、洗衣机都有,对岸还吃着泡红薯。他们为什么不逃呢?70年代以后,有一部分人因为政治原因逃到香港,比如知青,他们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,觉得自己被欺骗了,想寻找自己的理想。这样的人很多。

已故歌手罗文曾是香港难民

晨报:由于大批逃港人员,广东宝安县十户九户人家都空了。您采访了一百多位逃港人员,他们是如何回忆那段历史的?

陈炳安:心里感慨万千。记得那次去万丰村,因为男人们死在逃往香港的路上,村里留下了很多孤儿寡母。逃往香港的人们回忆起这件事,很多人都泪流满面。抓捕他们的干部回忆起这件事,摇头说:“我们也没办法,他们有些人是我的亲人,如果上级命令抓他们,我怎么能不抓呢?”

最近我在香港看到一对知青夫妇,他们用绳子把双手绑在一起,冒着生命危险渡过大鹏湾,有的兄弟姐妹逃到香港,有的背着毛主席语录逃走……他们都说,那里的经济比我们现在好,但我们不后悔,因为10年前我们过得很好。

晨报:过去30年,总共有大约100万人逃到香港。那么他们逃到香港后过得怎么样?您采访过他们吗?

陈炳安:一开始香港人口少,对逃到香港的内地人一般都比较接纳。后来随着工业生产转移,在香港建的工厂需要大量工人,所以不管有多少内地人逃到香港,都会接纳。而且香港工厂特别喜欢逃到香港的人,尤其是游到香港的人,因为他们体力强健,受过考验。同时他们最能吃苦,最有毅力,要求低,只求温饱。1970年代,一批知识青年开始逃到香港,他们是一批有文化、有思想、有知识的人,可以说这批新鲜血液帮助了香港的发展。后来,这些难民中不少人名声大噪,比如歌星罗文、金牌编剧梁立人、期货教父刘梦熊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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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30年,习仲勋始终站在改革最前线,在深圳驻守12年,为广东争光,为改革开放“杀出一条血路”。

对习仲勋的印象:平易近人、沉稳负责

晨报:您能谈谈采访习仲勋撰写《大逃亡香港》的经历吗?

陈炳安:习仲勋是我在书中不得不写的重要人物。当时的契机是习仲勋出席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。我以记者身份直接到他下榻的酒店找到他,因此获得了他主政广东时处理逃往香港问题的第一手资料。那天,宝安县委书记方宝告诉我,习仲勋下榻深圳招待所,于是中午我就赶到酒店里的中餐馆等他。没过多久,他和一群人就出来了,我赶紧走上前自我介绍。然后我们站着聊了大约20分钟,把我提出的情况和历史一一证实。

晨报:习仲勋给您留下什么印象?

陈炳安:我记得他那天穿着中山装,听到我是方豹介绍的,很乐意回答问题,很亲切随和。他讲话很慢,一开口就给人一种很平静的感觉。回答问题时没有用政治术语,语言很简单,讲事实。当被问到一些关于逃港的敏感问题时,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受。我想,这是经过实践走过来的老一辈共产党员的共同心声。

晨报:您在采访中,有没有提到习仲勋?对他的评价是怎样的?

陈炳安:当然有。当地老百姓经常谈论两个人:习仲勋和陶铸。改革开放30年,习仲勋始终站在改革的最前线,在深圳一干就是12年,为广东要权,为改革开放“杀出一条血路”。老百姓说起习仲勋,总会感激地说:“感谢习书记放我们一马。”他们的意思是,习仲勋向中央要政策,默许老百姓振兴经济。比如,他开放河口三天,允许老百姓把鸡鸭带到香港卖,还允许老百姓开工厂、做生意,让老百姓有收入,脱贫致富。

解决逃港问题,就是要敢于冒险,重振经济

晨报:习仲勋主政广东时,逃港潮还在汹涌澎湃,习仲勋是如何应对的?

陈炳安:习仲勋告诉我,他的认识是逐渐改变的,不是一下子转变的。他刚到广东时,也有旧思想,认为逃港的人“迷恋资本主义生活方式”,“给共产党抹黑”。他还想用思想教育来处理逃港问题。但他后来却说,“实践教育了我们共产党员,群众又教育了我们共产党员”。他到深圳(当时叫宝安县)时,当地一个大队书记顶撞了他,他却不觉得反感,甚至找到了处理逃港问题的新办法,令人惊叹。此后,他解决逃港问题的方法就改为“引导”,即振兴经济,提高江这边人民的生活水平。 他支持宝安县在边境划出一块区域,让老百姓自由去香港经商,让香港人过河来投资办厂加工进料。也就是说,他背着中央,在深圳河上偷偷搞“改革开放”。当时,大规模的文革刚刚结束,习仲勋支持这些事情,很有可能被定性为“复辟”罪,让他再次被关进笼子里。所以习仲勋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是大的,是冒了风险的。

晨报:习仲勋为什么说“群众和实践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人”?

陈炳安:群众逃港的历史事件,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教训。如果我们不改革开放,群众就会用脚投票,逃走。如果说内地共产党人对此感受还不是很强烈,那么对于大量接触过粤港边境群众的人来说,站在江边一目了然。群众的呼声是要走老路,还是要“变”?他们听得清清楚楚。是群众和实践教育了他们,使他们得以觉醒,成为20世纪中国最早的改革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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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安县改革开放比小岗村早半年

晨报:您曾说,中国改革开放的触发点不是小岗村,而是宝安县,您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?

陈炳安:这其实是一段很清楚的历史:小岗村群众签字承诺搞承包责任制是在1978年冬天,但宝安县早在1978年夏天就已经开始“引进外资”、进料加工了。很多村子不听上面说的“反资思潮”,主动把当年逃到香港的人请回来,办起“三合一”工厂,很受欢迎。1978年7月,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宝安县委书记方宝的带领下,到经营良好的沙头角加工厂视察,习仲勋还与“三合一”工厂的插花(胶花)女工们交谈。结果,沙头角群众不仅不再逃港,逃出去的人也都回来了。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,习仲勋才真正看到,要解决逃港问题,必须搞好“改革开放”,这才敢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,要求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。此时,可以说连邓小平本人也只知道中国要“变”,但改革开放到底该如何进行?从哪里开始?知识也是有限的。改革开放最初的萌芽,是由民间发起的。这些来自基层的智慧丰富和升华了邓小平的认识,并让他有了先在深圳等地办经济特区作为“试验”,然后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伟大构想。改革开放是一步步“逼”出来的,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 所以我在书中说:“如果没有那场用百万人的鲜血演绎的大逃亡,历史也许会在深圳河的芦苇荡里停留很多年!可以说,大逃亡香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化剂!”

晨报:您如何看待目前思想界、史学界对逃难香港事件的认识?

陈炳安:对群众逃港的历史功绩的评价还远远不够。对于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,它的轨迹已经十分清晰,人们至今还“抱琵琶半遮面”,不敢正视,逃港问题至今还是一个半禁区。官员们至今还怕被人说“给社会主义抹黑脸”。三十多年前,习仲勋都敢闯进这个“禁区”,我们还怕什么?我最近读了《历史转折点上的邓小平》,对此感触很深。八十年代思想史界的思想认识在很多方面都比现在解放,敢于触碰“禁区”。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思想史界就不能解放一点、大胆一点呢?

晨报:您觉得承认这个起点有什么意义?

陈炳安:逃港事件的历史被封存了几十年,这也埋没了大量干部群众在处理逃港事件中所做的实际工作和成绩。过去三十年,干部群众想了各种办法,做了许多努力,最后还是习仲勋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我想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,不应该埋没他们的功绩。

■《历史转折点上的邓小平》剧情回顾

谈“逃港”:别怪别人逃,是政策错了

看着挂着“蛇头”牌子的人来来往往,刘金锁、田原和吴懿如依然勇敢地商量着如何潜入香港。为了逃往香港这个同一个目标,三个互不相识的安徽、北京、上海年轻人聚到了一起。最终,三人决定放弃游泳,用危险的“捞网”方法从宝安逃往香港。

他们三人,一个因为饥饿而逃出农村,一个因为被侮辱而逃出山区,一个因为被打成“反革命”,没有政治前途而逃出。他们选择逃往香港,哪怕冒着生命危险。“抓网”中的“网”指的是广东宝安县梧桐山边境的一排铁丝网。走私犯需要经过深圳梧桐山、沙头角,翻过铁丝网,最终到达香港。

当晚,惊慌失措的宪兵带着探照灯和猎犬,在寂静的夜空中划出一道缝隙。镜头下,逃往香港的人们只顾自己疯狂奔跑,人群甚至互相推搡、摔倒、翻滚……扩音器里传来声音: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布紧急通知,偷渡出国是阶级斗争的体现。

也正是在这一夜,“跳网”一词传到了叶剑英的耳朵里。电话里传来的是许世友的大嗓门:“叶元帅?我是许世友,我们这里又出事了,这一两个月内很多人逃到香港,几百个年轻人集体冲过铁丝网,还有很多人在深圳湾溺亡……中央要做出决定!”叶剑英沉默地挂了电话。

几个月后,邓小平重掌大权,就深圳逃港问题召开反思会。邓小平说,逃港不能怪别人,问题可能出在政策上。“人与人之间会比较,隔着一条河,差距太大了。这是党的政策有问题,我们的革命有问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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